歌剧《白毛女》诞生记（上）
时间：2016-06-20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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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市档案局办公室
《白毛女》创作完成：
在中国，《白毛女》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几十年来它横跨两个世纪，以歌剧、芭蕾舞剧、电影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着。《白毛女》最初是一个流传在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后来经过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集体创作，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舞台上，喜儿的命运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观众在观看演出时，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一片，地主恶霸黄世仁也被刻画地入木三分，经常会有战士义愤填膺地想要冲上台去为喜儿报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白毛女》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公演，几经易稿，才获得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成了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担纲剧本的创作贺敬之就是鲁南大地培育出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家乡就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镇贺窑村。
1944年4月的一天，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他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他就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指挥周巍峙。
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成立于1937年7月，是活跃在抗战前线的综合性文艺团体，曾在1937年8月由第一任团长丁玲率团首次开赴抗战前线，以歌咏、演唱、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1938年11月由周巍峙率团前往晋察冀边区开展文艺工作，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调回延安。刚刚回到延安的周巍峙就迫不及待地找到周扬，向他说起了在河北阜平一带流传很广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周巍峙向周扬作了汇报，并提出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一个大型歌剧的设想。周扬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契机。
自从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之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就组建了秧歌队，鲁艺的师生深入生活、上山下乡创作了反映延安大生产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等风靡延安的秧歌剧。因为这些节目具有旧秧歌所没有的新鲜内容，被当地农民称为新秧歌，从此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的高潮。这些作品虽然深受群众喜爱，但大都是只有两个角色的短小秧歌剧，延安的文艺家虽多，在大型歌剧方面却一直没有建树。
此时在全国的各个解放区，各级政府正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但是进展得并不是很顺利，而土改进展不顺，就会影响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法西斯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党的七大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在这个关键时期，恰恰需要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来唤起农民的革命性。周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白毛仙姑的故事了。在此之前，《晋察冀日报》的记者李满天在给周扬的信中，就已经谈到过这个故事。周扬认为《白毛仙姑》的故事很好，当即肯定了周巍峙的想法，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搞一个大一点的歌剧《白毛女》。
由于此前开展新秧歌运动，鲁迅艺术学院的戏剧、音乐两系经常联手，所以周扬决定歌剧《白毛女》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张庚很快就召集起了一个创作班子，他们当中有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至于作曲则几乎汇集了音乐系所有的精兵强将：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等等。由于邵子南曾收集过这一民间传说的素材，所以由邵子南担任剧本创作的执笔。
邵子南很快就写出了第一稿，马可和张鲁根据邵子南写的前两幕，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并在1944年12月中旬试排了几场戏，请周扬过来观看，然而周扬对这几场戏很不满意。
周扬认为邵子南写出的这几场戏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上看都缺乏新意，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不能表现出反对旧社会地主阶级压迫所进行的斗争，他明确地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料，邵子南对周扬的批评很不满，他一气之下将自己的手稿要了回去，并表示不再参加《白毛女》的创作了。一时间，《白毛女》的创作不得不暂时搁浅。
1944年12月的一天深夜，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窑洞里仍旧灯火摇曳，戏剧系主任张庚正在与周扬商量《白毛女》创作组人员的调整问题。由于第一稿的作者邵子南自行宣布退出创作组，《白毛女》的剧本一时没有了执笔人，眼看着七大召开在即，张庚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执笔人，他向周扬提出要刚满20岁的贺敬之担纲剧本的创作，周扬沉吟了一下，同意了。
张庚提到的贺敬之，是几年前来到延安的山东小伙子。1924年11月，贺敬之出生在台儿庄运河南岸贺窑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里；1940年春天，已经流亡到四川梓潼的贺敬之与三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离开国统区，穿过层层封锁，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延安，随后投考鲁迅艺术学院，年仅16岁的他成了文学系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四年多时间内，贺敬之写出了《小兰姑娘》、《红灯笼》等深受前线战士喜爱的诗歌，《南泥湾》和《翻身道情》等脍炙人口的民歌也出自贺敬之的笔下。在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贺敬之也深入陕北农民生活写出了《瞎子算命》、《拖辫子》和《周子山》等秧歌剧，是延安文艺界名符其实的后起之秀。
张庚很快就找到了贺敬之，然而，当张庚说明了来意之后，贺敬之的心里却没有底儿，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文学系的一名学生，年纪又小，虽然写过一些诗歌和小型的秧歌剧，但创作这么大型的歌剧，他心里没有把握。张庚同志和其他同志积极鼓励贺敬之。听了大家的鼓励之后，贺敬之欣然答应。除了贺敬之之外，曾跟贺敬之一起创作《红鞋女妖精》的丁毅也被吸收到了创作组。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组另起炉灶，重整旗鼓，随即召开了讨论会，确定了全剧的框架，还商定了具体的创作方法：为了保证剧本风格的统一，不采取一人几场分头写作的方法，统一由贺敬之执笔，要求贺敬之在每写一幕之前就提出设想，包括情节设置、出场人物、矛盾冲突甚至是戏剧细节，经过导演王滨、贺敬之和丁毅充分讨论、修订和补充后，由贺敬之完成初稿，交张庚同志审阅，印发给有关人员，因为是采用流水作业的方法，作曲和排练工作也将随之完成。
贺敬之很激动，他终于要用手中的笔实现“革命的文艺”的理想了，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创作中去。
此时已是1945年的1月，贺敬之快马加鞭地开始了第一幕的创作。陕北的冬夜寒风凛冽，吹得窗子沙沙地响，贺敬之却在窑洞里热血沸腾，他正满含热泪地描写着一个悲惨的除夕之夜：地主家里灯火辉煌，穷人却在冰天雪地里为了无力偿还的高利贷东躲西藏。这凄凉悲怆的场景让贺敬之浮想联翩，他自己悲惨的童年记忆瞬间就涌上心头：那雪花纷飞的乡村之夜，财主上门来逼债的残忍，父亲溘然离世的痛苦，弟弟夭折的哀伤，母亲一生劳苦的无助、、、他们的身影与杨白劳和喜儿的形象重叠在了一起，饱蘸着雪花和泪水在贺敬之的笔下无声地流淌。贺敬之的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他要将杨氏父女的悲惨遭遇痛痛快快地倾泻出来。
前三幕的剧本写完之后，按照之前的规划，创作组很快就排出了戏，在“鲁艺”的礼堂彩排，“鲁艺”驻地桥儿沟的乡亲们也纷纷前来观看，反响非常强烈，尤其是第一幕剧中的《北风吹》、《十里风雪》、《扎红头绳》、《哭爹》等几场戏，让很多乡亲潸然泪下。
周扬观看了排练之后对前三幕的剧本非常满意，贺敬之很受鼓舞，奋笔疾书，废寝忘食地将最后几幕一气呵成。然而当周扬看到最后一幕的剧本时，一直对贺敬之表示肯定的他突然提出了不满意的意见。原来，最后一场戏写的是喜儿被救出了山洞，送大春参了军，周扬认为这样的结尾太轻了，压不住台。
周扬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人员有鲁迅艺术学院各个系的代表老师和《白毛女》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在座谈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提了些意见，最后一致认为这样的结尾不能用作尾声，把喜儿救出来以后要开一个斗争会，搞成群众场合，有同志提出来可以发挥合唱或者重唱，借鉴西洋歌剧里的手法展现群情激愤的场面。
贺敬之同意修改结尾。然而，由于之前他连夜奋战，殚精竭虑，得了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改写剧本。但他深知，这项任务有多重，周扬和张庚在那里期待，全体演员在那里期待，桥儿沟的乡亲们在那里期待，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耽误了进度。于是，贺敬之恳请丁毅代替自己改写最后一场戏。丁毅不负众望，沿着贺敬之铺好的路子，改写了最后一场戏，添加了一场群众斗争会，歌剧《白毛女》的剧本创作终于完成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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